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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这两年，多地乡镇提倡发挥“五老”人员（老党员、老干部、老教师、老复员、老村医等）的作用，对“五老”人员进行集中培训和开展慰问。张宇涛认为，发挥“五老”人员的作用是一件因地制宜的事，有些地方并不适用，但是上级部门下达了要求，又必须要“留痕”。在他所在村子，“一些老不愿意参加‘五老’会，现在变成只剩一个形式，给他们发个证书，做事的时候人就不来”，尽管有时没有开展活动，也要拍照、写会议记录，“相当于造假，老不会写会议记录，都是我们自己写”。

　　张宇涛认为，消防安全检查的工作应该让相关部门完成，但现在被分配到了村镇，“说实话，这些我们都不懂，只能应付了事”。村干部到小餐馆、小作坊检查之后，如果遇见不合格的情况，就要下整改通知书，“但是我们没有执法权，所以他们也不听我们的”。王山山说，她所在地区商务部门负责的工作越来越宽泛，例如加油站、农贸市场、商超、商场、餐饮业的燃气安全现在都归商务部门负责，并且都需要工作“留痕”。“然而我们没有审批权和执法权，去这些场所检查，人家不听我们的，现在我们单位只能请一个外派，从外面公司找一个专业的工程师做这项工作。”

　　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，“指尖上的”主要有两个根源：一是部分地区数字化需求不是从提高基层工作的便利性出发设计的，而是上级部门出于某种目的，或是为了完成数字化考核，或是方便自己的监督管理，所以一开始数字化App就有官僚主义倾向；二是某些政府机构对数字化有庸俗化的理解，以为数字化就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表现，但其实基层治理有它的特点，主要是做群众工作，客观上来讲，基层工作很难用数字化呈现。他认为，想从根本上解决“指尖上的”，核心是要解决上面两个根源问题。